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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马桥的“狠”,是能干,本领、技艺高超的意思。问题在于,“狠”同时也意味着残暴、歹毒、恶意、不怀好心。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,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。我说过,我的字写得还不错,在马桥的时候,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。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划格子,也不要描底稿,爬上梯子就写,一眨眼就成,便喷喷赞叹:“这个下放息好狠!”
    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,有多少指责。
    字写得好是狠,字认得多是狠,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狠,能够潜水堵好水塘的漏眼也是狠,至于夷边的工厂造出了机器造出了柴油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——当然更加是工人们的聪明,也是工人们的狠!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,也许并没有意识到,他们对一切知识和技能,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,恶狠狠的位置。
    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:掌握着知识和技能的人,对于他们来说,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夺和强霸的可能。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,从天上给他们丢下了日本人的炸弹;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,割掉了他们的自留地一类“资本主义尾巴”。他们怎么能不担心,以后遇到的其他高人,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?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的“狠”字用得有什么错呢?
    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。
    四川的很多地方,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“凶”,与“狠”,近义。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:“好凶呵。”
    北方的很多地方,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“邪”,同样与。“狠”近义。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:“邪门儿。”
    已经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“厉害”,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,也是褒中寓贬、喜中伏忧的一例。“厉”有剧烈和严峻,“害”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。湘语中有“厉害码子”一说,指有本领但处处要占个便宜的人,凶邪之人。
    由此看来,在很多中国人的语言里,知识和技能总是与恶事(狠、凶、邪、害等等)互为表里。两千多年前的庄子,甚至早就对一切知识和技能表示过优虑和仇恨。“天上之善人少,而不善人多。圣人之利天下也少,而害天下也多”(庄子《内篇第十》)。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,盗国者才会铲除;只有捣毁了珠宝,盗财者才难以滋生;只有砸掉了符印,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;只有折断了秤具,人们才不会计较争夺;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,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……庄子的愤懑,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,成为了一个遥远的绝响,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,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了。但是在语言的遗产里,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南方很多方言里,仍然俏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。